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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志开上人严厉教育爱护徒弟

作者:  日期:2014/5/18  来源:本站  浏览:10661

我最不能忘记的,当然就是剃度恩师志开上人了。

志开上人的法名又叫「智开」,江蘇海安县人,据大本法师告诉我,他是「与民国同生,与药师佛同寿」,也就是出生於民国元年。不过,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了解,他怎麼会从海安到宜兴的大觉寺去出家的?在那个时候,不说生长地和出家地没有地缘关系,尤其大觉寺虽然建於宋朝年间,是有历史的古寺,却是个简陋、贫穷的寺庙,何况在那个荒凉的白塔山下,前不著村,後不巴户,据说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打家劫舍。

我所知道的是,民国二十六年,家师因为在栖霞山救济难民有功,後来常住为他授记,请他担任监院。

民国二十八年我随他出家时,他告诉我:「栖霞山是一个十方丛林,不可以说在栖霞山出家!」意思是说,栖霞山是十方共有的道场,就像现在的县政府、市政府,是公共场所,不是个人私有的。接著他说:「我们的祖庭,我们师承的寺院,是在宜兴白塔山大觉寺。」当时我就记住了这句话。

我出家的时候,他在律学院兼任训导主任,後来升任为教务主任,再後来做院长,再做栖霞山的住持,但是那时我已经离开栖霞山了。在栖霞山的六、七年中,基本上,虽然他是我的师父,但在丛林里没有师徒的关系,所以不可以叫他师父,我也跟别人一样,叫他「当家师」;他也不常叫我,免得别人说十方丛林里面还有师徒关系。为了避免嫌疑,所以在那六、七年当中,我获得他给我的开示,现在回忆起来,顶多只有一、二次而已。不过,虽然很少和师父见面,不常获得他的开示,但是心灵上还是能感受到他对我的关心和慈爱。

後来我离开栖霞山,先到常州天宁寺,当时我没有要求进佛学院,因为没有赶得上他们的考期;我也没有要求进禅堂,因为觉得不能天天在那里晃来晃去,於是就讨了一个行单,就在常州天宁寺做了一个短期的行堂,三餐为人添饭添菜。後来,接到我报考的焦山佛学院录取通知,这才兴高采烈地向天宁寺告假。天宁寺的职事们都非常意外,想要留我,并允诺给我很多优待的条件,我当然没有被他们说动,所以就这样进入焦山佛学院。在焦山佛学院读了近三年,本来可以顺利毕业,但为了院长东初法师,我提早离开学院。师父问我做何打算?我当时也没有地方去,不过忽然想起大觉寺,说要回到祖庭礼祖。师父很高兴说:「你到栖霞山来,我带你回去。」

师父带我回到宜兴大觉寺後,宜兴教育局任局长有天来看师父,他知道我从南京回来,就说:「这里有一个国民小学,你来做校长。」我一听,觉得人生好像从此将起飞一样,心里无比欢喜。但我一点经验都没有,不过没有关系,那时胆子也大,我想应该可以胜任,就赶快写信请在南京的同学,买了些教科书参考。

不过国共内战爆发,白天国民党的军队武装整齐,前来要我帮忙剿共;夜晚共产党的游击队来了,要我提供国民党驻扎的情报。可怜的我,初来乍到,对於偏僻乡村的道路都还没搞清楚,也还不认识什麼国民党、共产党,不过我心里很明白,这是很严肃的问题,一个不小心,就会送了小命。这时智勇法师仗义前来学校,给我打气,并帮助我编《怒涛月刊》,因为我们感於佛教太守旧,一些佛教人士思想顽固、执著、乡愿,我们希望透过办杂志,能藉助文字的力量来改革佛教,为新佛教的理想大发狮子吼。因此当《怒涛》一出刊,就如「洪水猛兽」般震惊佛教界。好在那时我们是在宜兴偏远地区,不致於招来佛教人士的攻击。

徐蚌会战失利,南京战局不稳,智勇法师花了几个月召集「僧侣救护队」正想付之行动,谁知他忽然打退堂鼓。我只有毅然出面,接下任务,但也不知道如何善後,就求救於师父志开上人。师父说:「你们要救护伤亡,必须经过军队训练!」於是便委托宗仰中学董事孙立人将军帮助我们,我们因而得以顺利成行到台湾。临行,师父请我吃饭,并给了我二十块「袁大头」。

後来我在台湾,因为报户口、领身分证时用「星云」这个名字,觉得改了名字对不起师父,一直没有连络。直到民国四十一年才写了封信,连同我的著作《释迦牟尼佛传》寄给他。不久收到他的回信说:「佛传收到,不必来信,好好弘法利生。」

後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清算斗争,游街示众,画地为牢,想必是经过很大的折磨,不幸在民国七十六年左右逝世。等我民国七十八年返乡探亲,他已往生二年多。

想到当年师父把我付诸十方,让我得以在教下、律下、宗下等各大丛林道场参学,亲近诸方大德长老,并且走上弘扬人间佛教之路。[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