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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仰上人

1861.10—1921.7。 俗姓黄,字中央,别号乌目山僧。江苏常熟人。自幼学于翁同稣,视功名如粪土。16岁时,依常熟三峰寺药竟和尚出家。弘扬妙法之余,研习英、日、梵等文字,均通晓有成。并精于诗书画金石等。21岁受戒镇江金山江天寺。后任职监院。

1901年起宣扬革命,与中山先生患难称交,匡襄革命,乃开国元勋。光复后,功成身退,潜心弘法。1919年应法意之请复兴栖霞,披荆斩棘,重整宗风。自此,栖霞道场改为金山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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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仰上人:一代奇僧与辛亥革命

宗仰上人(1861-1921年),江苏常熟人,俗姓黄,原名浩舜,又名用仁。1880年入常熟清凉寺为僧。1884年至镇江金山寺依大定法师受具足戒,法名印楞,别号乌目山僧。

辛亥革命前后,被誉为我国佛教界“天下奇僧”的爱国志士

他,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爱国教育和推翻清朝为宗旨的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他组织出版邹容的《革命军》;他与章太炎、章士钊一起,以《苏报》为阵地,开展反清革命宣传;他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患难相交,倾力相助;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却归山闭关苦读。为表彰他为民主革命作出的卓越贡献,1936年国民政府通过决议,对他明令褒奖,并拨专款修塔立碑。

他,积极宣传实践佛教救世理念,倡导开展佛教革新活动,发起主持了近代规模最大的一次藏经——《频伽精舍大藏经》的校刊活动。

他,还是近代重要的诗人、画家、教育家、园林艺术家。

他,就是南京栖霞寺“中兴第一代祖师”,被梁启超誉为“我国佛教界中第一流人物”的宗仰上人。

以画革命

1899年,已经多年担任金山寺监院的宗仰上人,接受皈依弟子、上海著名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的再三邀请来到上海,讲经说法,并主持哈同花园的建设工程。从此,宗仰上人以哈同花园为阵地,结交四方豪杰,投身民主革命运动。

1901年夏天,传来了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消息。刚到上海的宗仰上人,面对庚子巨变,悲愤难忍。他在寝室辗转反侧,数日不眠,抑制不住内心激愤,创作了国画《庚子纪念图》,表达对侵略者的无比痛恨和对清廷的极度失望。画面上是断垣残壁的宫阙,残破的城墙上插着八国国旗,表示古老的北京城已陷入侵略军之手。画好后,他意犹未尽,又题诗7首,表达“难倾国泪详图画”的心情。

为唤起国人对庚子国耻的铭记,1901年7月4日起,他在《同文消费报》上发表《庚子纪念图》,并连续30天以大号标题刊登广告,征集题诗作文。一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连远在日本的章太炎也作文支持。这样的盛况,使本来名不见经传的这份报纸,一时洛阳纸贵、声名大振。这幅画成为当时不忘国耻、振兴中华的著名警世之作,而宗仰乌目山僧的名号,也名扬大江南北。

在宗仰上人的生命历程中,诗和画是他表达国是看法的常用形式。1915年12月,已经回到金山寺咏思堂闭关阅经的宗仰上人,为表达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倒行逆施的愤慨,创作了《江山送别图》,赠送给当时正在江苏省第六中学任校长的老友刘永昌,并在上面题款“共和末日,写此用留纪念”。

当年底,蔡锷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1916年6月,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黯然死去。在哈同花园时,由孙中山介绍,宗仰上人曾经安排蔡锷到哈同花园养病,并被蔡锷视为知己。宗仰上人抑制不住对蔡锷的敬佩和对袁世凯倒台的兴奋,奋笔创作《丙辰纪念图》。在画面上,他以青松崖坡暗喻松坡(松坡是蔡锷的字),崖底一猿,惊恐南望,隐射惊慌失措的袁世凯,并题诗5首,表达“天南地北烽烟起,底事英雄心未灰”的期待。这幅画寄到上海后,各界名流纷纷题诗作文,一时再现了当年《庚子纪念图》的盛况。

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

经过戊戌变法失败和《辛丑条约》的强烈刺激,宗仰上人放弃了原来“尊王攘夷”的思想,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他要用切实的行动唤起民众,雪耻图强,以拯救“老病垂死”的中国。

1902年4月,宗仰上人与蔡元培、章太炎、蒋维乔、吴稚晖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在《中国教育会章程》中,明确成立这个团体的目的,是要实行以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为宗旨的社会教育,以改造中国,培养具有民主共和观念的国民。教育会总部设在上海,在全国各地设立支部,下设教育、出版、实业三个部。教育部准备在全国主要城市开设男女学堂,以教授现代基础知识和各种专业技艺;出版部以上海为中心,编印教科书、出版报纸和有关学术著作;实业部职能是开设工厂公司,以便增加教育经费来源。

当年10月,由中国教育会创办的爱国女校开学,由蔡元培负责教务,经费全由宗仰上人筹措解决。学校彻底抛弃封建礼教束缚,完全实行知识型、思想型教育,分预备科、普通科和特别科三级。在学科上不仅设立历史、地理、数学、化学、体育、伦理课程,还开设英语、日语、意大利语课程,在高级班还开设国家学、时事评论课程。

当年11月,为防止革命思潮影响,清政府照会日本政府,决定停止派遣留日学生,一批留日学生回到国内。同时,上海南洋公学、南京陆军学堂也因禁止学生言论自由发生罢课风潮,200多名学生被迫退学。这些学生纷纷求助于中国教育会。为安置这些学生,宗仰上人又募集500两白银,创办了爱国学社。

爱国学社的开学典礼盛况空前,各家报纸争相报道。宗仰上人在开学典礼上说:现在的中国面临“老病垂死”的局面,假如我们听任其灭亡,甘心沦为外人奴隶,“是尚谓之人也哉?”他说:“君者,国之公仆;民者,国之主人翁。今君虽不重视吾民,民乌可不乐爱吾国?”图强开智“尤在乎固团体,炼精神,育道德,研究世界公理,研究合群大义”。他要求全体学生“树精进幢,打涂毒鼓,解同胞之倒悬,保种教以新国,于二十世纪新世界大放光明,共享福果”,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国家主人翁精神。从此爱国学社成为“东南革命大本营”。

组织出版《革命军》

1903年,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苏报》三位一体,成为东南地区民主革命的三大堡垒。这年4月,浙江大学堂80多名学生为反对校方无理开除6名进步学生而集体退学,并致信中国教育会,请求支援。为此,宗仰上人以罗迦陵的名义,致信《苏报》,号召社会各界支援学生。《苏报》以“乌目山僧来稿”为题,在“专件择要”栏目发表。由此宗仰上人与《苏报》结下深厚的文字缘。这一时期,宗仰通过爱国学社,结识了章太炎、邹容两位著名反清革命思想家。当时邹容已在上海修改完成了《革命军》一书,请章太炎作序。看过《革命军》的章太炎为邹容的民主革命思想所震动,当即请宗仰上人、柳亚子等人筹措资金出版。宗仰上人协同诸人分头行动,很快使章太炎作序、章士钊题签的《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宣传民主共和思想的名著,出版后如同石破天惊,立即轰动全国,不到一个月,数千册书就销售一空。以后翻印20多次,发行量达110多万册,被当时人誉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

《革命军》出版后,《苏报》立即发表了章太炎的序言和内容介绍,并刊发广告,进行宣传推广。尤其是章士钊出任主笔后,《苏报》成为宣传革命、反对清廷的主要舆论阵地。不久,应清廷要求,法租界工部局采取行动,章太炎被捕,邹容愤怒地自动投案入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这时的宗仰上人虽也在被通缉之列,但他不避危险,一面倾力营救章、邹二人,一面继续组织印刷《革命军》,直到最后关头才避走日本。

倾力支持革命党人

1903年秋,避走日本的宗仰上人专程来到横滨拜访刚到日本不久的孙中山,两人一见如故,结为患难知己。孙中山还专门在楼下安排房间让宗仰上人居住,以便随时交流。在横滨期间,两人不仅交流思想,还经常结伴参观访问。宗仰上人以诗、画相赠的形式,记录下这些难忘的岁月。不久,孙中山要离开日本前往美国檀香山,由于事前知道孙中山行资不足,所以临行前宗仰上人资助他200元,并设宴饯行,作《饯中山》诗一首:

握手与君五十日,脑中印我扬子图。

举华剑气凌江汉,姬姒河山复故吾。

此去天南翻北斗,移来邗水奠新都。

伫看叱咤风云起,不歼胡虏非丈夫。

他希望孙中山的檀香山和北美之行能叱咤风云,翻天覆地。当时民主革命处于低潮,孙中山在美国与保皇党的斗争非常艰苦。为此,宗仰上人多次致信孙中山,予以声援和慰问。

1904年,孙中山曾几次写信给已经返回上海的宗仰上人,要求“在沪同志亦遥作声援”。当年,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已经悄然返回上海的宗仰上人是其中骨干成员。1905年,同盟会成立,宗仰上人也是其会员。在此期间,他尽己所能,帮助惨淡经营的革命党人。他利用哈同花园的安全区域,为先后到达上海的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苏曼殊、李叔同、黄兴、陈天华、邹容、章太炎等提供活动场所。

1911年11月3日,以同盟会陈其美和光复会李燮和为首的革命党在武昌起义推动下,顺利光复上海。不久,两股革命力量发生都督之争,在双方互不相让、火并一触即发的危急关头,宗仰上人挺身而出,密约双方人员商谈调停,并劝说哈同夫妇捐资3万元接济,顺利化解了纷争。

当年12月25日,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到达上海,得到消息的宗仰上人兴奋无比,立即租借轮船,专程到吴淞口外迎接,直接把孙中山接到哈同花园,并在第二天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等革命党主要成员悉数参加。为支持新生的革命政权,他劝说哈同夫妇又赠送孙中山3万元,支持建立南京政府。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从上海启程前往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上海各界在闸北火车站举行盛大欢送仪式,宗仰上人参加欢送队伍,并与孙中山等合影留念。当晚10时,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清王朝和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到此结束。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的成立,实现了宗仰上人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爱国理想。于是,他回到金山寺,任金山寺首座,开始了3年闭关苦读生活,后又衲衣芒鞋,云游名山。

曾为南朝四百八十寺首刹的栖霞古寺,到民国初年已是荒芜破败,田产被占。宗仰上人发愿重振栖霞古寺,并奔走呼号,呕心沥血。孙中山得知后,率先捐银一万两,其他政府要员如戴季陶、居正、于右任、张继、叶恭绰等也纷纷捐资助缘。为方便修寺,国民政府还将原定在南京松树村设立的沪宁铁路车站移址到栖霞。在宗仰上人升座时,前来助缘者达数千人,在荒野中临时搭建的芦棚就有20余座。经过两年多夜以继日的苦干,栖霞寺大殿就要落成,但宗仰上人却因操劳过度而病倒。

1921年7月22日,宗仰上人在栖霞寺圆寂,世寿57岁。为表彰他匡襄革命的勋绩,1936年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对他进行国家褒奖,并拨出专款,由戴季陶、张继主持,在南京栖霞寺修塔立碑,永久纪念。以国家名义表彰一位宗教界人士,这是实现共和一百年以来中国历届政府的唯一一次。宗仰上人无愧于这个殊荣。

上一位: 无
下一位: 若舜上人